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叶檀：市长们为什么反对城镇化户籍改革

各地方政府正在以城镇化的名义进行基础建设，奇怪的是，户籍改革体制几乎遭遇所有市长反对，这样的悖论显示，多数城市只想享受城镇化的红利，而不愿承担城镇化的成本。

《财经国家周刊》报道，今年4到5月间，国家发改委带动各部委完成城镇化调研，“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”。结果可想而知，户籍改革缺乏执行力，从2001年户改文件下发，到2011年国务院文件《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》出台，皆提出地级市以下市区全部放开户籍制度，但是却迟迟落实不下去。

连带的结果是，中国城市化数据有注水之嫌。据社科院8月14日发布的《城市蓝皮书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.5》称，2011年，我国城镇人口达到6.91亿，城镇化率达到51.27%，其中有17%的人口生活在城镇但没有在城镇落户，有2亿多人户口在家，另外还有7000多万的流动人口。光鲜的城市新区背后，是欧洲与非洲的区别，是把农民工的教育、医疗、养老等成本隔绝在城市之外，是只计算当下的GDP而不计算未来所需要支付的庞大成本。

城市需要廉价的农民工，却不需要从农民工来的新市民，城乡剪刀差在城市化过程中再现。并不奇怪，中国城市化进程没有大规模拉动内需，城市化进程中伴随着贫富差距的扩大，这样的城市化之路走到极端，我们将会发现，维持城市安定所需要的费用越来越高，城市高收入阶层站立在冰山上，周围是一片贫困的海洋。

户籍改革需要的成本是多少？社科院蓝皮书指出，假设到2020年，中国每年的城镇化率以0.8%到1.0%的速度推进，2002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%，今后20年内，中国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，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，为此至少需要40万亿-50万亿元的成本。必须指出，这是不计入通胀、只计入城市福利的保守数字。

这个庞大的数据，超过一年GDP，在社会保障与公共设施拉动GDP之前，在农民变成市民拉动消费之前，足以压垮地方财政，地方政府是经济理性人，对这笔帐算得很清楚。

健康的城市化是让大多数人过上有体面的生活，而不是让多数农村居民挤进大城市周边的铁皮贫民窟。城市化进程有良好的经验，无论是日本还是中国台湾地区，主要靠经济发展、资产升值、改良分配制度解决城市化过程中所需要的成本。

以日本为例，从明治维新到二战以前，日本城市化进程缓慢，1920年城市化率为18%，1950年为37%。此后日本城市化率进入高速发展期，1957年居然高达76%，此后保持基本稳定。日本城市化首先得益于二战之后的土地改革，铲除了富裕阶层依靠土地获得高额租金的基础，只要城市有一大批依靠城市身份、依靠土地租金不劳而获的寄生虫，城市化进程就会受到巨大的阻碍。在城市化的过程中，日本通过工业化扶植中小企业，吸纳了大部分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劳动力，日本的企业年金制度等政策一步到位地解决了劳动力的养老支出，而收入倍增计划培育出作为社会支撑的中产收入阶层，拨去了钉在贫民窟铁皮屋顶上的最后一枚钉子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工业化、城市化初始阶段都存在房地产等资产上升红利，如何分配这部分收益是健康城市化的重中之重。在工业化阶段，日本经历了房地产缓慢升值的过程，在工业化后期，出现资产泡沫。资产增值收益在土改后由农民分享，农民成为市民有了第一桶金，而我国台湾地区二战后的土改更是到田间地头，指导农民如何如果把握升值红利。

高昂的成本可能是未来的债务。如果我国各城市的地方政府需要承担城市化的户籍转轨成本，相信不会把让房地产升值收益用于各个城市空荡荡的大剧院、城市博物馆，热衷于举办一些大而无当的博览会，而会把这部分收益用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基础建设，用于进城农民工的薪酬、保障体制之中。如果重新设计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制度税收分配体制，那么地方政府就不会成为“大地主”，而会重视消费税收，重视中小企业解决居民就业。

农民转为市民，在错误的激励机制下是负担，在正确的激励机制下，是经济飞升的翅膀。第一代农民工大多已回到乡村，上半生是城市边缘人，下半生依然是农村人，第二代、第三代农民工再也回不去了，失去城市人梦想，他们就失去了一切。换句话说，在失去一切梦想时，他们最终失去的只是锁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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